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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物简介

钟山，1931年生，四川成都人，中共党员，中国工程院院士。他是国防科研武器装备制导系统工程技术专家，曾担任导弹武器系统总设计师。1992年、1999年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。

草长莺飞四月天，第三个“中国航天日”在充满生机和希望的季节里到来。弘扬航天精神、致敬航天人。记者采访了87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院士、防空导弹专家、低空防空导弹武器的开拓者和技术带头人钟山。随着年龄增长，钟老很多记忆都模糊了，但一讲起导弹，却展现出了惊人的记忆力，什么型号、哪年研制记得一清二楚。

记者：您是怎么步入导弹研究领域的，很早就有这样的梦想吗？

钟山：应该说从事军事工程技术这个梦想是早就有的，而从事导弹研究则是后来的事了。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（现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）读书的时候还没有导弹专业呢。那时只听过导弹的名字，没见过长什么样。1955年左右，钱学森回国，到学院来参观，陈赓院长就问他我们能不能搞导弹。钱学森说：“别人能搞我们怎么不能搞？”给了他肯定的答复。我国的导弹研制事业后来慢慢起步了。

1958年我毕业，被组织分配来北京。当时只告诉我们要保密，也没说要研究导弹，到北京以后，进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，才知道要研究导弹。当时很兴奋、很激动。

记者：您曾说对您影响最大的人是钱学森，能讲讲背后的故事吗？

钟山：1956年，新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——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，钱学森任院长。我早年读书的时候就很敬佩他，进了五院得知他就是领导，别提有多兴奋。他亲任地空导弹方案论证的负责人，我作为其中制导雷达方案论证的参与者，多次聆听了他的讲话和报告。

他在报告中讲的两件事我现在印象都很深刻。第一，他强调年轻人结婚要晚，因为要集中精力、节约时间做研究。第二他谈了自己的学习心得，他说读书要经历三个阶段，第一阶段是感觉在读一本原来厚度的书；第二阶段在读书中产生了诸多疑问，感觉书越读越厚；第三阶段经过思考，提纲挈领，抓住了本质和关键，可以灵活应用，书由厚变薄，甚至变成了一页纸或几句话。他讲的这些我受益终生。

后来，我们在研制某型号导弹的时候，有次试验失败了。他也去了，在现场待了两三个月查找原因，汲取教训。提出“要把故障解决在地面上”，决不能让导弹带着问题上天，不然就会掉下来。他这一思想对我这一辈子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记者：1959年，您所在的研究院有几句口号，“生在永定路，死在八宝山”“不求名不求利，只求导弹早上天”。这是在什么背景下喊出来的？

钟山：那时候大家刚刚进入导弹研究领域，很兴奋，想着这辈子就干这一件事。但是时间紧、任务重，大家有压力，晚上睡不着觉。尤其是苏联撤走援助以后，压力更大了。周恩来总理专门请了一些专家到人民大会堂开会，告诉大家一定要靠自己把导弹搞出来。

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、外交部部长陈毅在一次讲话中说：“你们的导弹一定要搞出来，不然我们外交上说话都没有底气。”因此军委、国防、外交等各方面都很支持我们。当时，在中国人饭都吃不饱的时候，优先给我们研究人员供应物资，大家深刻感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，士气被彻底激发起来了，夜以继日地干，拼了命地干，所以就有这样的口号了。

记者：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您所在的研究院流行几句顺口溜，“跟着钟山干，都是穷光蛋；就是穷光蛋，也要拼命干”，为何说跟着您干就是穷光蛋？即便是穷光蛋大家也要拼命干的理由是什么？

钟山：有一次我和设计师们一起聊天，一个设计师调侃我：“跟着钟山干，都是穷光蛋！”我听完大笑，回了一句“就是穷光蛋，也要拼命干”。在场的人听完又是一阵大笑。后来这几句顺口溜就慢慢传开了，还传到张爱萍副总理的耳朵里，他又在后面加了两句:“跟着钟山干，人人是好汉！”

其实那时候跟着我干确实是穷光蛋，不假。那时刚刚改革开放，我们研究人员的同学当中不少人下海去了。当时的确是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，卖茶叶蛋一个月能挣100元左右，而我们的工资才60多元。但是我们“就是穷光蛋，也要拼命干”，这才是主要的思想，大家对这个事业非常认同。我们当时很乐观，回忆起60年代饭都吃不饱还干得那么起劲，80年代至少比那时候强多了。所以大家一心想的就是怎么把导弹搞出来，正是因为这样的思想，我们取得了重大成功。

记者：许多科研领域，我国都是从仿制起步，到今天实现自主知识创新，您认为完成这样的跨越，最重要的因素有哪些？

钟山：拿导弹来说，最开始我们没有这样的技术，只能从仿制起步。仿制之后，已经发展起来了，这时候的关键就是创新。对于工程设计来说，在创新中要强调两点，一是理论创新，二是重视实践，搞工程的不重视实践不行。再者，以前发展的是单线技术，现在强调的是跨域，跨领域、跨理论、跨单位，要综合集成，实现不同学科、不同领域的深度融合。这些对于我国走好自主创新之路来说都是很重要的。

记者：今年两会期间，科技评价体系问题引起热议，一些代表委员对许多单位把专利、论文作为晋升和考核的主要标准表示担忧。您认为什么样的科技评价体系才是科学的？

钟山：过去有段时间，大家对专利、论文不重视，实践成果有了，但没有总结成理论；技术有了，但没有申请专利保护，这些都很遗憾。现在强调我们的工作既要有实践结果也要有理论成果，要结合起来，这种重视是应该的，但是把专利和论文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则是片面的。科学的评价体系应该是理论成果能转化成实践结果，由结果反过来确认理论，而且这应该是主要的，不能完全看专利、论文。而且一定要重视创新，要想出一套科学的方法去识别、评价成果中的创新部分。

记者：您的同事曾说：“钟山从来就是一团跳动的火。”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评价？

钟山：因为我在团队里比较会带动气氛，每当我们面对一项工作时，我都会把任务的紧张性、艰巨性、复杂性等分析给全体人员，大家看见这么紧张、重要，热情就燃起来了。所以他们说我“煽动”能力比较强，很能把大家鼓舞起来、动员起来。好几个人甚至还开玩笑说我适合去共青团工作。

记者：您长期担任研究所所长，您认为科研单位领导者需具备怎样的眼光和思维？

钟山：第一要把全局看清，突出自己的专业特点；第二要综合集成，不是把所里各专业简单相加，而要实现各项融合提升。然后要有近中远的发展规划。把横向的综合集成和纵向的系统规划结合起来，要有这样一种发展思维。

记者：据了解，除了科研您在文艺方面也很擅长，在部队文工团的时候还自编自导自演谐剧，您为什么喜欢这种艺术形式，它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？

钟山：我在重庆大学的时候，有个人来学校表演谐剧《阿Q正传》等，他一个人扮演一个或几个角色，有点像单口相声，诙谐又讽刺。我觉得很有趣，一下子被吸引了。

1949年底我参军，在部队我尝试改编、创作谐剧，领导觉得我有文艺才能，就把我调去了宣传队。

1953年，我考进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。入学后先进预科补习数理化基础。那时候很多同学都栽在高数上，基础差的同学甚至打起了“退堂鼓”，闹着要回部队。为了帮助大家克服畏难情绪，我琢磨了1个月，自编自演了《学得好与学不好》的谐剧。这出戏深深感染了同学们，在学校连续演了3年。当时学校政治部主任、后来担任国防科大校长的张衍将军，直到30年后一看见我都还想起这个剧。

这种表演经验让我在以后讲话的时候很幽默，很有感染力，也无形中让我的性格更加开朗，我想这就是同事们说我像一团火的原因吧。(记者 刘一霖)